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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着一只金饭碗，扬扬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随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逆流小说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了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 -->>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着一只金饭碗，扬扬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随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逆流小说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了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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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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