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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问题在哪里？
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此局面又能残延到何时？！
半年前，总理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侍左右。十天后，总理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总理的此次视察，非比寻常。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一般情况下，在视察过程中，总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做一次长谈。这种长谈，总是很深人，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受益的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他觉得通过这样的谈话，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不仅重要，而且极为难得；另一方面，在这种长谈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更具个人特色的执政经验和对大局的宏观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做及时的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总理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但所能肯定的是，总理没跟他谈。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三，总理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总理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总理是一个从不回避矛盾的人。这一回，他为什么要持此种态度？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
总理走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派出一个工作组专门到大山子做“调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两个星期。让贡开寰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们走时，也是一声不吭。以往这些部委来人（其中不乏从k省调去的同志），见了贡开宸，总是有说有笑的。贡开宸向他们了解一点内部精神，内部动态，他们也总是少有忌讳，把说话的界限放得很宽，忌讳也少。最多，说完了，再笑着追加一句：“贡中委（贡开寰最近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咱们这可是哪说哪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为准。”一句抹平。但这一回，却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事先和整个调研过程中，只跟省委办公厅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贡开宸打交道，说他们这一回“只是做一些常规性的社会调查，就不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了”他们临走时，贡开宸特地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这几位平时很熟悉的“钦派翰林”却个个显得既“木衲”又谨慎。现场气氛也相当“沉闷”一直到走，他们也没有向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调研“汇报”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按惯例，按组织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央任何一个部委派到省里来做调研，或处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工作时，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汇报。此类汇报，即便是例行公事，也总是要“例行”一下，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常情况
后来，贡开宸便听说，在他们逗留大山子期间，省里有一个叫“马扬”的年轻干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状，在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跟前“历数”贡开宸和省委这些年在“大山子问题”上的“失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此后，又把这些“失误”写成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给调研组的同志带回了北京。据说这份“条陈”最后转呈到了总书记手中，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给了政治局全体常委（还有一个说法是，批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中央决策层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于是，才有了这次“紧急召见”
听说此事后，贡开宸让人从侧面“查”（应该说“了解”）了一下，省里确有这么一个叫“马扬”的人，曾在大山于冶金总公司属下的矿务局干过，担任过一届该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几年前调到省城，现任省城经贸委主任。正局级。年纪不大，四十出一点头。此人“脑袋瓜相当够用”跟调研组的同志的确长谈过一次。至于，此次长谈，是他主动找人家调研组的，还是调研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后，主动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后，马扬是否真写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矛头所向。是否“直斥”贡开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贡开宸没有让人进一步去“追查”条陈的事。
他觉得，没必要显得那么“小气”“谁挡得住哪块云彩要下什么雨？算了吧！”
他觉得，此类事，本不该追查。当然，也不便追查
他觉得，多年来，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说，无愧多样。所能做的，都尽力地、竭力地去做了。至于，依然没能做好，此亦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绪，却总是在他胸中郁积，屡屡地、屡屡地拂之不去
nbsp; 问题在哪里？
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此局面又能残延到何时？！
半年前，总理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侍左右。十天后，总理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总理的此次视察，非比寻常。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一般情况下，在视察过程中，总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做一次长谈。这种长谈，总是很深人，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受益的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他觉得通过这样的谈话，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不仅重要，而且极为难得；另一方面，在这种长谈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更具个人特色的执政经验和对大局的宏观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做及时的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总理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但所能肯定的是，总理没跟他谈。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三，总理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总理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总理是一个从不回避矛盾的人。这一回，他为什么要持此种态度？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
总理走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派出一个工作组专门到大山子做“调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两个星期。让贡开寰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们走时，也是一声不吭。以往这些部委来人（其中不乏从k省调去的同志），见了贡开宸，总是有说有笑的。贡开宸向他们了解一点内部精神，内部动态，他们也总是少有忌讳，把说话的界限放得很宽，忌讳也少。最多，说完了，再笑着追加一句：“贡中委（贡开寰最近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咱们这可是哪说哪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为准。”一句抹平。但这一回，却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事先和整个调研过程中，只跟省委办公厅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贡开宸打交道，说他们这一回“只是做一些常规性的社会调查，就不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了”他们临走时，贡开宸特地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这几位平时很熟悉的“钦派翰林”却个个显得既“木衲”又谨慎。现场气氛也相当“沉闷”一直到走，他们也没有向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调研“汇报”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按惯例，按组织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央任何一个部委派到省里来做调研，或处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工作时，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汇报。此类汇报，即便是例行公事，也总是要“例行”一下，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常情况
后来，贡开宸便听说，在他们逗留大山子期间，省里有一个叫“马扬”的年轻干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状，在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跟前“历数”贡开宸和省委这些年在“大山子问题”上的“失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此后，又把这些“失误”写成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给调研组的同志带回了北京。据说这份“条陈”最后转呈到了总书记手中，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给了政治局全体常委（还有一个说法是，批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中央决策层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于是，才有了这次“紧急召见”
听说此事后，贡开宸让人从侧面“查”（应该说“了解”）了一下，省里确有这么一个叫“马扬”的人，曾在大山于冶金总公司属下的矿务局干过，担任过一届该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几年前调到省城，现任省城经贸委主任。正局级。年纪不大，四十出一点头。此人“脑袋瓜相当够用”跟调研组的同志的确长谈过一次。至于，此次长谈，是他主动找人家调研组的，还是调研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后，主动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后，马扬是否真写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矛头所向。是否“直斥”贡开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贡开宸没有让人进一步去“追查”条陈的事。
他觉得，没必要显得那么“小气”“谁挡得住哪块云彩要下什么雨？算了吧！”
他觉得，此类事，本不该追查。当然，也不便追查
他觉得，多年来，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说，无愧多样。所能做的，都尽力地、竭力地去做了。至于，依然没能做好，此亦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绪，却总是在他胸中郁积，屡屡地、屡屡地拂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