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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平素学习并不是太好的男同学在作文里写道:“人活一世,不能流芳百世,就应遗臭万年!”老师在课堂上一读,全班哗然。我却觉得这话说得极有学问,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他原创,是借用了东晋大司马桓温的话。晋书桓温传记载说:“(桓温)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以此来证明他早有篡逆之心。传末评语在赞扬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之后,就批评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依我看,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雄才大略的臣下摊上昏愦无能的主子,一点也没想过篡逆倒是不正常的。
但是,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在杀父仇人的丧礼中“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从而为父报仇的侠行,不是他“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英雄气概,也不是他三次北伐并一度收复关中、洛阳的卓著功绩。而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浓浓的柔情。
中国的男人,一旦进入政治圈,体内的情感激素的分泌就会大减少,仅有的一点,也只限于亲人、情人、和朋友。对于大自然,对于动物和植物,除了用实用的眼光去打量、用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它们无法以平等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更惶论敬畏了。然而桓温这个男人是个例外。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一个权高位重的男人,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见惯了伏尸遍野、流血成河的惨象,心的质地应该磨砺得如山崖上的石头一般坚硬而粗糙了吧?他怎么还会保持着如此柔软的心地,竟然为了一个小动物悲惨的死亡而惩罚人?除了他,我在历史上再找不到第二位了。这该是怎样一个满腔柔情的善良男人啊!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五万步骑从江陵出发,开始了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大军行经金城时,桓温看到自己三十年前做琅邪太守时亲手所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来到树下,拉了拉那柔软的树枝,又折下一根已经萌芽的柳条,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二百多年之后,庾信在枯树赋里说:“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并非简单地用典。晋书里说桓公“种柳”而非“移柳”季节为春而非秋,泣柳为树长大而非叶摇落。这是庾信的假想而已。这样一个锦心绣手的才子,正当壮年的时候,却从草长莺飞的江南,流落至遥远荒僻的北地,眼看着一年年大雁南归,自己却终于绝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一连串的显要官职,对他人或许是治疗郁闷一帖良药,可在他,却始终无法抓住那个躲在心之下、膈之上,撕扯着他的心,听着他的呻吟而冷笑的小人儿。他如一棵柳树,被从澄澈安详的水边粗暴地拔下,栽在风狂雨骤的荒野,所有能做的只是沉默地枯萎了。
但是,桓大司马却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地感伤啊!他不曾有庾信那样沉痛的家国之思。这样一个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官位显赫,爱情美满,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需要无法满足呢?然而,他却就是那样,身后站着五万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兵和骑兵,他拉着一棵柳树枝,潸然泪下。
也许,感伤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我们一生追求名誉,事业,爱情,享受,都只是为了治疗它?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这感伤如同地下的泉水,只要找到一丝缝隙,就会顽强地冒出头来,汩汩而流,源源不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济慈说得更具体:“在辽阔世界的岸边上,我站着并且沉思,直到爱情和名誉沉入那虚无之乡。”滔滔东去的河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虚无。
树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实在。弹指一挥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生命长河中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只在记忆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而一棵树,却从一株细弱的小苗长成让我们仰面惊心的参天大树。
树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生命的虚无。也许,同样是青春年少,栽树的人和乘凉的人却已经隔世。也许,是同一双手,为它培土浇水,抚着它粗糙壮大的枝干而潸然泪下,当年的青丝红颜已然“尘满面,鬓如霜”
另类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的生命伴侣。是我们的生命镜子。
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平素学习并不是太好的男同学在作文里写道:“人活一世,不能流芳百世,就应遗臭万年!”老师在课堂上一读,全班哗然。我却觉得这话说得极有学问,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他原创,是借用了东晋大司马桓温的话。晋书桓温传记载说:“(桓温)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以此来证明他早有篡逆之心。传末评语在赞扬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之后,就批评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依我看,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雄才大略的臣下摊上昏愦无能的主子,一点也没想过篡逆倒是不正常的。
但是,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在杀父仇人的丧礼中“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从而为父报仇的侠行,不是他“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英雄气概,也不是他三次北伐并一度收复关中、洛阳的卓著功绩。而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浓浓的柔情。
中国的男人,一旦进入政治圈,体内的情感激素的分泌就会大减少,仅有的一点,也只限于亲人、情人、和朋友。对于大自然,对于动物和植物,除了用实用的眼光去打量、用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它们无法以平等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更惶论敬畏了。然而桓温这个男人是个例外。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一个权高位重的男人,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见惯了伏尸遍野、流血成河的惨象,心的质地应该磨砺得如山崖上的石头一般坚硬而粗糙了吧?他怎么还会保持着如此柔软的心地,竟然为了一个小动物悲惨的死亡而惩罚人?除了他,我在历史上再找不到第二位了。这该是怎样一个满腔柔情的善良男人啊!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五万步骑从江陵出发,开始了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大军行经金城时,桓温看到自己三十年前做琅邪太守时亲手所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来到树下,拉了拉那柔软的树枝,又折下一根已经萌芽的柳条,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二百多年之后,庾信在枯树赋里说:“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并非简单地用典。晋书里说桓公“种柳”而非“移柳”季节为春而非秋,泣柳为树长大而非叶摇落。这是庾信的假想而已。这样一个锦心绣手的才子,正当壮年的时候,却从草长莺飞的江南,流落至遥远荒僻的北地,眼看着一年年大雁南归,自己却终于绝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一连串的显要官职,对他人或许是治疗郁闷一帖良药,可在他,却始终无法抓住那个躲在心之下、膈之上,撕扯着他的心,听着他的呻吟而冷笑的小人儿。他如一棵柳树,被从澄澈安详的水边粗暴地拔下,栽在风狂雨骤的荒野,所有能做的只是沉默地枯萎了。
但是,桓大司马却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地感伤啊!他不曾有庾信那样沉痛的家国之思。这样一个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官位显赫,爱情美满,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需要无法满足呢?然而,他却就是那样,身后站着五万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兵和骑兵,他拉着一棵柳树枝,潸然泪下。
也许,感伤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我们一生追求名誉,事业,爱情,享受,都只是为了治疗它?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这感伤如同地下的泉水,只要找到一丝缝隙,就会顽强地冒出头来,汩汩而流,源源不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济慈说得更具体:“在辽阔世界的岸边上,我站着并且沉思,直到爱情和名誉沉入那虚无之乡。”滔滔东去的河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虚无。
树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实在。弹指一挥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生命长河中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只在记忆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而一棵树,却从一株细弱的小苗长成让我们仰面惊心的参天大树。
树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生命的虚无。也许,同样是青春年少,栽树的人和乘凉的人却已经隔世。也许,是同一双手,为它培土浇水,抚着它粗糙壮大的枝干而潸然泪下,当年的青丝红颜已然“尘满面,鬓如霜”
另类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的生命伴侣。是我们的生命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