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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赚钱，不用你官府去说，有头脑的百姓自然会知道去探索。你官府没事插一手，这也包揽，那也控制，名义上是保证百姓的基本民生。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你一旦成为商业机构，你不可避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这是这些官办工商企业主管最大的政绩。当这些官办企业追求利润和保障民生相冲突时，在政绩这个巨大诱惑下，地方官员如何选择，刘浩然觉得自己有坐在椅子上的屁股想都明白。
而这些官办工商企业拥有强势的行政权利和资源，据有强大的排他性和支配权，这不是垄断是什么？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所以刘浩然觉得，官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些利益中脱身出来，由球员变为裁判，手持律法这柄利剑，便可以最大的为民做主了。例如浙江现在最大的钢铁厂是官办的，为浙江一半以上百姓提供农具、日用铁器等钢铁需求。如果改为私营，过两天它要涨价了，官府必须审查，因为这个时候官府最大的政绩不是钢铁厂赚了多少钱，而是百姓的民生。如果百姓因为钢铁涨价而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定或者上告，绝对是当地官府最畏惧的事情。因此，官府在审查过程中会核对你钢铁厂的账目，嘿，你的管理成本这么高，难道要算到价格里去吗？这不行，你如果非要涨价，我可以去江苏联系一家管理成本不高，价格更低的钢铁厂，鼓励他们进入浙江经营销售；或者说，你小子利润已经高达三成了，还想涨价，没门，根据大明反暴利条例，你不但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半成。
刘浩然也知道这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想法，真要去实现，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进行配套，不过刘浩然觉得，只要找到弊端，就有改进的机会。
刘浩然暗自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有“先见之明”，此前凭着“感觉”制定了一整套合适的制度，如税赋高度集中，工商业赋税就不用说了，一般百姓最大的田地赋税也是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缴纳田地赋税的粮食由运转部设在各地的粮仓进行保管，而管理和统计则由国内税务局进行。每当秋收时节，运转部下设的各粮仓在各乡设点，国内税务局也会遣人过来。国内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只管称秤、记数和发放完税凭证；运转部粮仓人员则负责清点、装载运送和入仓，然后两本账簿，粮仓一本，国内税务局一本，隔段时间就盘点一次。而这个时候，也是廉政公署、都察院各地机构和监察局最活跃的时候。
国内税务局和粮仓人员联手贪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关键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刘浩然信奉的一句话是没有完美的制度，但是这套制度必须是最大可能防止和发现问题。国内税务局人员的确是可以大捞油水的好职位，所以按照国内税务局的内部规章，一个税务人员在一个地方不能连续待两年，两年过后必须换地方，而且去向是随机的，可能你今年在安徽收田地赋税，后年就可能去江苏收工商税。诸如这样的制度，就是要提高犯罪的成本，人员一交接，总要把旧账理清楚，否则你新来的人员就要背黑锅了。这一清理旧账和交接，就极有可能发现隐藏的问题。
而且由于大明非常重视赋税问题，在这方面制定了非常详尽完善的律法和制度，税务人员分两类，一是只管收税的，二是只管查办税稽的，就是专门查办偷税漏税的，加上一整套制度，具备财务和税法知识的税务人员无论到哪里都能很快上手，照章办事就行了。而且大明税赋方面的律法和规章与大明其它律法规章一样，颇具刘氏风格，刚性十足，非常细致，尽可能地不留可“灵活操作”的空间。还有就是税务人员是廉政公署、都察院、监察局重点关注对象。种种制度下来，虽然不可避免还有各种弊端，但也在刘浩然能接受的程度。
大明赋税高度集中，地方没有什么减税、免税政策，加上大明注册工商业企业机构又是非常的便利，采取的是集中注册方法，一般的工商企业，必须到省工务厅和商务厅注册，而且你也不用自己跑腿，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再指定一家会计事务所就行了，他们全给你齐活了。所以一般府、县官府就只能管一下当地的酒馆、饭店、旅馆和手工业。
刘浩然在那里正想着，突然看到姜允还恭谨地坐在那里，连忙拉回思绪道：“姜爱卿，朕的思路又乱飞了。”
“对了，听说有二十几户百姓把你们杭州府告了，有这么回事吗？”
听到这里，姜允脸上露出难堪之色，这年头，在大明民告官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尤其是江浙、安徽等“发达”地区。不过被百姓告了，姜允多少还有些觉得受不了。
“回禀陛下，是这样的。前几日大雨，湖水漫涨，与城里积水合为一处，向民宅涌去。臣接到筒子巷百姓的告急，便遣人去堵水。臣一时疏忽，却忘记了旁边的麻衣巷，结果大水换了方向，把麻衣巷的百姓民居给淹了。因此，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具文到按察司，告杭州府失职，只顾大户，不顾普通百姓，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刘浩然点点头道：“那你好好去按察司应案吧，法治之下，就是有人告朕，朕也得亲自或派代理人去应案。”
刘浩然这句话虽然是推崇法治，但是说得有点堂皇了，在大明，告他的人估计还没有出现。
刘浩然继而转言道：“姜爱卿，我知道地方为官的辛苦，当时灾情当前，你忙得焦头难额一时也顾不过来了，这样吧，按察司判决下来，你的赔偿金我替你出了。你辛苦操劳，挣得俸禄也不容易。”
姜允连忙站了起来，拱手道：“臣愧不敢领。”按照大明律法，官府赔偿分为国家赔偿和职责赔偿。当官员失职、渎职造成百姓损失，国家赔偿一半，因为这位官员他行使的是国家赋予的权力，当事官员赔偿一半，因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履行职责或者是职责失当引起的，不是几句交学费就能交待过去的。
刘浩然挥挥手道：“你应该领。从你的言语中，我还是看得出，你心中还是有百姓的。而且这案子是我叫人召集那些民户去起诉的。”
姜允不由一愣，皇帝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刘浩然叹了一口气道：“我只是想你们好好记住，大明百姓不仅仅是那些巨室，也包括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为国纳税，为国服兵役，理当也应享受自己的权力，接受这个国家和官府对他们的职责。”
姜允拱手深鞠一躬道：“陛下教诲，臣铭记在心。”
七月十日，杭州按察司受理了杭州府钱塘县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状告杭州府失职一案，审理了两天，最后裁定麻衣巷被淹的直接原因是筒子巷堵水的缘故，杭州府在堵筒子巷洪水时却没有对附近的麻衣巷采取相应措施，不过鉴于当时是洪灾泛滥，杭州府无法在有限的人手和条件下做到面面俱到，故而失职罪名不成立，但必须承担部分责任，赔偿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损失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七圆。
《浙江邸报》，《浙江商报》等杭州多家报纸对此案进行了报道。大明民告官的事情不少，但还是值得上报纸，更何况还处在皇帝陛下巡视杭州期间。而且这件案子也比较新颖，官府不是正常失职，而是在防洪应急中没有顾及到麻衣巷，很多人就为杭州知府姜允喊不平。
最后《大明邸报》转载了这件案子，并加了一句评语，无论是有财有势的巨室，还是普通的平民，他们都是大明的百姓。因此大明的官员在治政的时候，不要想起一个而忘记另一个。在天灾面前，我们的官员不应该仅仅想到的是应急抵御，更多的应该是预防。当百姓在天灾中受到损失，其实就是我们官员的一种失职。在杭州风灾洪涝中，如果西湖淤泥得到了完全清除，排水渠沟系统修建得更完善，灾难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了。至少这场官司也不会有了。
在这个时候，刘浩然已经为姜允缴纳了六百二十八圆的赔偿金，在浙江、杭州文武官员的恭送离开了杭州，抵达了上海。
如何去赚钱，不用你官府去说，有头脑的百姓自然会知道去探索。你官府没事插一手，这也包揽，那也控制，名义上是保证百姓的基本民生。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你一旦成为商业机构，你不可避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这是这些官办工商企业主管最大的政绩。当这些官办企业追求利润和保障民生相冲突时，在政绩这个巨大诱惑下，地方官员如何选择，刘浩然觉得自己有坐在椅子上的屁股想都明白。
而这些官办工商企业拥有强势的行政权利和资源，据有强大的排他性和支配权，这不是垄断是什么？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所以刘浩然觉得，官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些利益中脱身出来，由球员变为裁判，手持律法这柄利剑，便可以最大的为民做主了。例如浙江现在最大的钢铁厂是官办的，为浙江一半以上百姓提供农具、日用铁器等钢铁需求。如果改为私营，过两天它要涨价了，官府必须审查，因为这个时候官府最大的政绩不是钢铁厂赚了多少钱，而是百姓的民生。如果百姓因为钢铁涨价而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定或者上告，绝对是当地官府最畏惧的事情。因此，官府在审查过程中会核对你钢铁厂的账目，嘿，你的管理成本这么高，难道要算到价格里去吗？这不行，你如果非要涨价，我可以去江苏联系一家管理成本不高，价格更低的钢铁厂，鼓励他们进入浙江经营销售；或者说，你小子利润已经高达三成了，还想涨价，没门，根据大明反暴利条例，你不但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半成。
刘浩然也知道这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想法，真要去实现，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进行配套，不过刘浩然觉得，只要找到弊端，就有改进的机会。
刘浩然暗自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有“先见之明”，此前凭着“感觉”制定了一整套合适的制度，如税赋高度集中，工商业赋税就不用说了，一般百姓最大的田地赋税也是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缴纳田地赋税的粮食由运转部设在各地的粮仓进行保管，而管理和统计则由国内税务局进行。每当秋收时节，运转部下设的各粮仓在各乡设点，国内税务局也会遣人过来。国内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只管称秤、记数和发放完税凭证；运转部粮仓人员则负责清点、装载运送和入仓，然后两本账簿，粮仓一本，国内税务局一本，隔段时间就盘点一次。而这个时候，也是廉政公署、都察院各地机构和监察局最活跃的时候。
国内税务局和粮仓人员联手贪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关键是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刘浩然信奉的一句话是没有完美的制度，但是这套制度必须是最大可能防止和发现问题。国内税务局人员的确是可以大捞油水的好职位，所以按照国内税务局的内部规章，一个税务人员在一个地方不能连续待两年，两年过后必须换地方，而且去向是随机的，可能你今年在安徽收田地赋税，后年就可能去江苏收工商税。诸如这样的制度，就是要提高犯罪的成本，人员一交接，总要把旧账理清楚，否则你新来的人员就要背黑锅了。这一清理旧账和交接，就极有可能发现隐藏的问题。
而且由于大明非常重视赋税问题，在这方面制定了非常详尽完善的律法和制度，税务人员分两类，一是只管收税的，二是只管查办税稽的，就是专门查办偷税漏税的，加上一整套制度，具备财务和税法知识的税务人员无论到哪里都能很快上手，照章办事就行了。而且大明税赋方面的律法和规章与大明其它律法规章一样，颇具刘氏风格，刚性十足，非常细致，尽可能地不留可“灵活操作”的空间。还有就是税务人员是廉政公署、都察院、监察局重点关注对象。种种制度下来，虽然不可避免还有各种弊端，但也在刘浩然能接受的程度。
大明赋税高度集中，地方没有什么减税、免税政策，加上大明注册工商业企业机构又是非常的便利，采取的是集中注册方法，一般的工商企业，必须到省工务厅和商务厅注册，而且你也不用自己跑腿，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再指定一家会计事务所就行了，他们全给你齐活了。所以一般府、县官府就只能管一下当地的酒馆、饭店、旅馆和手工业。
刘浩然在那里正想着，突然看到姜允还恭谨地坐在那里，连忙拉回思绪道：“姜爱卿，朕的思路又乱飞了。”
“对了，听说有二十几户百姓把你们杭州府告了，有这么回事吗？”
听到这里，姜允脸上露出难堪之色，这年头，在大明民告官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尤其是江浙、安徽等“发达”地区。不过被百姓告了，姜允多少还有些觉得受不了。
“回禀陛下，是这样的。前几日大雨，湖水漫涨，与城里积水合为一处，向民宅涌去。臣接到筒子巷百姓的告急，便遣人去堵水。臣一时疏忽，却忘记了旁边的麻衣巷，结果大水换了方向，把麻衣巷的百姓民居给淹了。因此，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具文到按察司，告杭州府失职，只顾大户，不顾普通百姓，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刘浩然点点头道：“那你好好去按察司应案吧，法治之下，就是有人告朕，朕也得亲自或派代理人去应案。”
刘浩然这句话虽然是推崇法治，但是说得有点堂皇了，在大明，告他的人估计还没有出现。
刘浩然继而转言道：“姜爱卿，我知道地方为官的辛苦，当时灾情当前，你忙得焦头难额一时也顾不过来了，这样吧，按察司判决下来，你的赔偿金我替你出了。你辛苦操劳，挣得俸禄也不容易。”
姜允连忙站了起来，拱手道：“臣愧不敢领。”按照大明律法，官府赔偿分为国家赔偿和职责赔偿。当官员失职、渎职造成百姓损失，国家赔偿一半，因为这位官员他行使的是国家赋予的权力，当事官员赔偿一半，因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履行职责或者是职责失当引起的，不是几句交学费就能交待过去的。
刘浩然挥挥手道：“你应该领。从你的言语中，我还是看得出，你心中还是有百姓的。而且这案子是我叫人召集那些民户去起诉的。”
姜允不由一愣，皇帝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刘浩然叹了一口气道：“我只是想你们好好记住，大明百姓不仅仅是那些巨室，也包括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为国纳税，为国服兵役，理当也应享受自己的权力，接受这个国家和官府对他们的职责。”
姜允拱手深鞠一躬道：“陛下教诲，臣铭记在心。”
七月十日，杭州按察司受理了杭州府钱塘县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状告杭州府失职一案，审理了两天，最后裁定麻衣巷被淹的直接原因是筒子巷堵水的缘故，杭州府在堵筒子巷洪水时却没有对附近的麻衣巷采取相应措施，不过鉴于当时是洪灾泛滥，杭州府无法在有限的人手和条件下做到面面俱到，故而失职罪名不成立，但必须承担部分责任，赔偿麻衣巷二十一户百姓损失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七圆。
《浙江邸报》，《浙江商报》等杭州多家报纸对此案进行了报道。大明民告官的事情不少，但还是值得上报纸，更何况还处在皇帝陛下巡视杭州期间。而且这件案子也比较新颖，官府不是正常失职，而是在防洪应急中没有顾及到麻衣巷，很多人就为杭州知府姜允喊不平。
最后《大明邸报》转载了这件案子，并加了一句评语，无论是有财有势的巨室，还是普通的平民，他们都是大明的百姓。因此大明的官员在治政的时候，不要想起一个而忘记另一个。在天灾面前，我们的官员不应该仅仅想到的是应急抵御，更多的应该是预防。当百姓在天灾中受到损失，其实就是我们官员的一种失职。在杭州风灾洪涝中，如果西湖淤泥得到了完全清除，排水渠沟系统修建得更完善，灾难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了。至少这场官司也不会有了。
在这个时候，刘浩然已经为姜允缴纳了六百二十八圆的赔偿金，在浙江、杭州文武官员的恭送离开了杭州，抵达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