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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继承国家洪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实录》）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永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传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于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这个皇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庆皇帝的外表，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匀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这个孩子，今年年龄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发的疮口。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因而不能确定。在任期制下，权力授受双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这保证了权力交接棒顺畅自然。然而，在世袭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或者是权力大棒被斜刺里冲出来的冒险者夺走，或者老一代统治者被迫不及待担心夜长梦多的继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后，权杖落地，出现一段充满危机的权力真空期。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皇帝都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常见的是预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也同样问题多多。史上最为失败的立太子事件，无疑发生在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接班问题，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间废而复立，折腾了数十年时间，最终的权力交接还是闹得腥风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顺风顺水。赖父亲创立的秘密立储制，他当初的即位相当顺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层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
可以说，在尧舜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中，只有乾隆一个人真正成功地实行了“禅让”。自从三代之后，“禅让”就成了中国专制政治中一个美丽的梦想，成了统治者“成圣成神”的标志。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仿尧舜，主动禅位与子之。可是这次禅让并没有带给燕国任何的好处。三年后，“燕国大乱，百姓恫怨”，齐国几乎灭燕。在此之后出现的“禅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无奈被小皇帝夺了权的代名词，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就是权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汉。唯一一次自愿的禅位发生在宋高宗时期，不过那是因为宋高宗外惕强敌，内耽逸豫，不足挂齿。
这一时刻，不啻是中国专制政治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瞬间。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是专制时代权力平稳交接的一个完美典范。历史学家对乾隆的这一举动一致高度评价，其中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二“千古第一全人”
对于禅让之举，乾隆非常看重。他把这一举动，当作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当成了六十年统治的完美压轴。
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成了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他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把自己大大地写在历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说》。之所以对七十这个岁数如此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年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另一方面，因为乾隆是大清开国以来六位君主中第一个活到了七十岁的人。在他之前，努尔哈赤寿六十八，皇太极五十一，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圣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门槛，只有乾隆成功地跨过去了。在功业上，他早已经成为第一，如今在年龄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说》中乾隆与史上的六位长寿帝王进行了比较。他确信自己已经超越了其中四位，另两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强可以和自己比肩，因为他们毕竟是创业之主，而他只是继承之君。没能亲手开创王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继承之君也有继承之君的好处，那就是福大运大，不用栉风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顺遂登上帝位。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个终极目标——多福，多寿，多子孙。第一条他已经无可挑剔居于历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条他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而第三条他则有可能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如前所述，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前些年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其实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内将要诞生一个婴儿。虽然得了孙子孙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么大事，但绵德府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儿可非同寻常。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闰三月初八，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五世同堂的愿望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兴可以想见，他立刻写了一首诗：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原来在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这一点上也没法与他相比，在福气之大上，他已经被确认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发现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七十多岁的皇帝有六个，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个，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诗篇中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这首诗的意思也简单，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了，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武功赫赫，但却没有我乾隆那样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并御书“宝说”。他全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功劳，说“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
如今，这个传位大典的成功举行，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这是比尧舜都伟大的举动。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动。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三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继承国家洪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实录》）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永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传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于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这个皇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庆皇帝的外表，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匀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这个孩子，今年年龄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发的疮口。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因而不能确定。在任期制下，权力授受双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这保证了权力交接棒顺畅自然。然而，在世袭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或者是权力大棒被斜刺里冲出来的冒险者夺走，或者老一代统治者被迫不及待担心夜长梦多的继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后，权杖落地，出现一段充满危机的权力真空期。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皇帝都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常见的是预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也同样问题多多。史上最为失败的立太子事件，无疑发生在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接班问题，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间废而复立，折腾了数十年时间，最终的权力交接还是闹得腥风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顺风顺水。赖父亲创立的秘密立储制，他当初的即位相当顺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层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
可以说，在尧舜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中，只有乾隆一个人真正成功地实行了“禅让”。自从三代之后，“禅让”就成了中国专制政治中一个美丽的梦想，成了统治者“成圣成神”的标志。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仿尧舜，主动禅位与子之。可是这次禅让并没有带给燕国任何的好处。三年后，“燕国大乱，百姓恫怨”，齐国几乎灭燕。在此之后出现的“禅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无奈被小皇帝夺了权的代名词，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就是权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汉。唯一一次自愿的禅位发生在宋高宗时期，不过那是因为宋高宗外惕强敌，内耽逸豫，不足挂齿。
这一时刻，不啻是中国专制政治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瞬间。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是专制时代权力平稳交接的一个完美典范。历史学家对乾隆的这一举动一致高度评价，其中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二“千古第一全人”
对于禅让之举，乾隆非常看重。他把这一举动，当作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当成了六十年统治的完美压轴。
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成了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他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把自己大大地写在历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说》。之所以对七十这个岁数如此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年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另一方面，因为乾隆是大清开国以来六位君主中第一个活到了七十岁的人。在他之前，努尔哈赤寿六十八，皇太极五十一，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圣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门槛，只有乾隆成功地跨过去了。在功业上，他早已经成为第一，如今在年龄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说》中乾隆与史上的六位长寿帝王进行了比较。他确信自己已经超越了其中四位，另两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强可以和自己比肩，因为他们毕竟是创业之主，而他只是继承之君。没能亲手开创王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继承之君也有继承之君的好处，那就是福大运大，不用栉风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顺遂登上帝位。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个终极目标——多福，多寿，多子孙。第一条他已经无可挑剔居于历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条他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而第三条他则有可能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如前所述，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前些年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其实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内将要诞生一个婴儿。虽然得了孙子孙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么大事，但绵德府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儿可非同寻常。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闰三月初八，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五世同堂的愿望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兴可以想见，他立刻写了一首诗：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原来在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这一点上也没法与他相比，在福气之大上，他已经被确认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发现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七十多岁的皇帝有六个，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个，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诗篇中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这首诗的意思也简单，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了，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武功赫赫，但却没有我乾隆那样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并御书“宝说”。他全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功劳，说“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
如今，这个传位大典的成功举行，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这是比尧舜都伟大的举动。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动。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三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