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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
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
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
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
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
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
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
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
3 _
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们可不知道那帮人有多难伺候……”
医院的精神科大夫后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应该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刘挚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从对这个人的了解来看，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后来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里治疗，碰到刘挚友，让他产生了跟对方互换身份的妄想。这在精神疾病里是很常见的。”
从病房里出来，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亢奋地探讨起来。两个精神病病人现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宋琦从外面买来了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分析：“方涛”是假的，那么刚才那个刘挚友也是假的。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沈京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做了伪证？难道说这起着火事件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现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里的蛤蟆，冒了一下头，咕叽了两声，就缩回去了。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捣乱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薛队边嚼着米饭边部署：“继续给我找那个沈京，必须找到这家伙。我老是觉得这起着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苏玉甫说：“队长，第一个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们过去看看吗？”
薛队扔了饭盒，说：“去看看，去看看。我还真有话想跟他聊聊。”
第一个幸存者还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很恭敬地跟薛队打了招呼，并从容地称呼我为“孙警官”。他的记性还不错。
薛队说：“刘挚友，你仔细想想，之前给你看的那张严重烧伤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说被救助站送到医院的那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特征？他为什么疑似精神病？”
这个刘挚友瞧着天花板想了一下，说：“您要是这么问，我倒是想起一点儿……我跟他聊过，他以前好像是学医的，在读博士时压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儿，从业后没两年就彻底发病了，然后就一直接受治疗。好像是妄想症，在医院他和我接触最多，也愿意跟我探讨医学常识，所以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这么一理似乎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薛队坐着半天没言语，自顾自想着什么，下意识要点烟，被护士制止了。护士满脸怨气，一边给刘挚友拔针一边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跟刚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么大动静吧？病人需要休息，你们总这样可不行！”
听她这么一说，薛队立马站了起来。护士以为薛队怒了，正愣着，没想到薛队上前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护士！”护士干笑半天，挤出一句：“知……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我们一伙人云山雾罩地跟着薛队出来，问什么他都不说。他在走廊尽头打了两个电话，又对苏玉甫耳语了几句；苏玉甫点着头，对宋琦和廖洁说：“走吧，跟我回队里一趟！”
他们三个脚下生风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队在走廊里傻坐着。我问薛队我干什么，薛队说：“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我说：“这案子不基本能结了吗？很简单的一起意外啊，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
薛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让你等着就等着，哪儿那么多废话！”然后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玩儿上手机了。那样子整个儿一老小孩儿。
我小时候得过多动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闲，嘴就更不老实了，问薛队：“薛队，原来李出阳是不是在咱们队啊？”
薛队姿势没变，眼珠子朝我滑过来：“是啊。怎么了？你小子还认识他？”
“我同学我当然认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是犯错误了吗？”
“我怎么知道？虽说我是他的一级领导，但我管吃管喝，总不至于还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这话说的，”我硬着头皮跟他逗贫，“我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阳以前那么优秀，在刑侦支队都干不下去了，我这跟他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我担心我以后会扛不住啊。”
薛队把手机放下，眯着眼睛看我：“放心，你没那扛不住的机会。”
这算什么话，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面似的。想跟他顶嘴，他却又低头玩儿上了手机。什么玩意儿，谢队都没他这么不可一世。对面的两个小护士正在前台说笑，我乐颠颠地加入进去。别看我在业内不吃香，女人缘还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两个护士聊得热火朝天，薛队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噜。中午刚过，宋琦、廖洁和苏玉甫就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三个到薛队跟前跳着脚说：“嘿，你还真猜对了！”
“猜对什么了？”我伸着脖子问，手里还攥着一把从小护士那儿讨来的瓜子。
他们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两张纸，好像是指纹卡一类的东西，分别拿给薛队看。薛队端详了一会儿，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去会一会这个真正的刘挚友。”
刘挚友午睡刚醒，见我们又杀回来了，显得很是意外。这回屋里没护士，薛队也随便起来。他把窗帘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刘挚友的地方，说：“这样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们还有事儿？”
“对。有事儿。我想问你，你们医院有没有给患者使用安定的资质？”
刘挚友好像明白了什么，脸在纱布后抖动了一下，有点儿像冷笑：“你说进安定需要批文，确实。但如果我们这家私人医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规化，也就不会着火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笑笑，“你之前说你在药房里间睡觉，衣服都脱了，为什么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着手表睡觉的吗？”
他脸上的纱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时间和方医生换班，经常怕错过时间。”
“要是你，你怎么办？”薛队看着宋琦。
“我会把表放在床头柜上，随时都能看。睡觉还戴着手表，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宋琦耸耸肩膀。
“这是个人习惯不同！”刘挚友放开声音。
“还有，案发现场的药架子上发现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药还是攀岩啊。药到底放在第几层？”
对方有汗水渗出了纱布。
薛队把一沓纸扔在他面前：“好了，陈三贵，别打着刘挚友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前几天你在地铁站里伺机作案，差点儿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装疯卖傻。一个月前友丰商场的盗窃案是你干的吧？”
“什么陈三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行了吧，指纹都对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记录，包括你的掌纹指纹，公安网上登得齐全着呢。看看那几张纸吧。”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印过指纹！印泥呢？印纸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廖洁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记得我让你辨认过这些照片吗？相纸上就有你的指纹啊。看来你以前被取过指纹啊，这些你还挺懂！”
薛队说：“别看你毁了容，别看你装疯卖傻，指纹总是变不了的。十亿人里都不见得有指纹重复的。怎么着，还非得给你验验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后他说：“我是陈三贵。可着火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为止没人暗示他与着火有关，甚至没人提过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他却自己先抗拒起来。好比一个小孩儿偷吃了苹果，妈妈问他苹果怎么不见了，他却说“不是我吃的”，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了。
宋琦问：“那药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儿？别看着火了，但有些痕迹是烧不没的。你入院时穿着和其他伤者不一样的运动鞋，肯定是早就准备好了什么行动。那两个大鞋印子，静电一吸附就跃然纸上了。别再狡辩了。”
陈三贵闭上眼睛。两片眼皮被四周纱布衬得又黑又肿，像两片干瘪的核桃壳。
薛队说：“我来帮你理理，你看对不对，陈三贵。那晚确实是刘挚友和方涛值班。但以你在医院里那几天的观察，但逢方涛值夜，他都溜出去开小差，所以当那晚方涛又溜出去时，你趁着停电，就跑到药房准备顺着那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逃出去。当时刘挚友在里屋睡觉，你先偷穿了刘挚友的运动鞋，又看见刘挚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顺手牵羊戴在了手上，然后爬上药架子准备翻窗。不想药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溅到火苗上，瞬间就着了起来。里间的刘挚友被惊醒，冲出来发现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涛，被你用扫把打晕在了楼道里。对不对？”
“找到方涛了？”他终于反问。
“暂时没有，但这和给你定罪没什么关系。”谢队笑笑。
陈三贵哭出声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顶多是小偷小摸，我没想杀他们。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们有什么仇啊，赖就赖那破医院哪儿哪儿都是铁栅栏、电子门，我出不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绪。
“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知道吗？七条人命，你挫骨扬灰都赔不起！现在我就传唤你！”薛队气得要抬手打他。
后来我问薛队，他是怎么忽然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陈三贵起疑心的。薛队说：“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只是说第二个患者是救助站送来的，并没有提到这个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刘挚友的情节。但那天护士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咱们在对那个病人问话时，那个病人在屋里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陈三贵听到了，所以第二次咱们询问陈三贵时，他自作聪明地改了口风，特地加上了他听到的内容。”
我说：“高，实在是高。”
“这就叫高？这是破案的惯用思路，是你从来不动脑子！”
“我没说您，我说陈三贵。”我冲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后脑壳上。宋琦和苏玉甫他们一阵哄笑。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医院的遗址进行扫尾工作。山谷开阔，艳阳高照，谷底里沉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把里面本应鲜艳的野花野草变得暗淡无光。反倒是那座乌黑的小楼，顶部迎着阳光，成为了山谷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楼前，告慰那些亡魂。但愿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糊里糊涂，笑口常开。
廖洁叹了口气：“唉，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家属来认尸。看来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宋琦说：“那不一定。别看这些人死得惨，活着时候也没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码没了正常人那么多忧愁、压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现在有哪个正常人能有这份福气？”
我说：“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们正聊着，薛队在旁边接了一个电话，眉毛高挑，格外兴奋。
“是方涛找到了？”
“不是。刚才有个报案的，说有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到银行捣乱，被按住了。他说他叫沈京！”
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
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
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
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
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
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
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
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
3 _
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们可不知道那帮人有多难伺候……”
医院的精神科大夫后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应该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刘挚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从对这个人的了解来看，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后来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里治疗，碰到刘挚友，让他产生了跟对方互换身份的妄想。这在精神疾病里是很常见的。”
从病房里出来，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亢奋地探讨起来。两个精神病病人现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宋琦从外面买来了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分析：“方涛”是假的，那么刚才那个刘挚友也是假的。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沈京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做了伪证？难道说这起着火事件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现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里的蛤蟆，冒了一下头，咕叽了两声，就缩回去了。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捣乱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薛队边嚼着米饭边部署：“继续给我找那个沈京，必须找到这家伙。我老是觉得这起着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苏玉甫说：“队长，第一个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们过去看看吗？”
薛队扔了饭盒，说：“去看看，去看看。我还真有话想跟他聊聊。”
第一个幸存者还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很恭敬地跟薛队打了招呼，并从容地称呼我为“孙警官”。他的记性还不错。
薛队说：“刘挚友，你仔细想想，之前给你看的那张严重烧伤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说被救助站送到医院的那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特征？他为什么疑似精神病？”
这个刘挚友瞧着天花板想了一下，说：“您要是这么问，我倒是想起一点儿……我跟他聊过，他以前好像是学医的，在读博士时压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儿，从业后没两年就彻底发病了，然后就一直接受治疗。好像是妄想症，在医院他和我接触最多，也愿意跟我探讨医学常识，所以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这么一理似乎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薛队坐着半天没言语，自顾自想着什么，下意识要点烟，被护士制止了。护士满脸怨气，一边给刘挚友拔针一边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跟刚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么大动静吧？病人需要休息，你们总这样可不行！”
听她这么一说，薛队立马站了起来。护士以为薛队怒了，正愣着，没想到薛队上前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护士！”护士干笑半天，挤出一句：“知……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我们一伙人云山雾罩地跟着薛队出来，问什么他都不说。他在走廊尽头打了两个电话，又对苏玉甫耳语了几句；苏玉甫点着头，对宋琦和廖洁说：“走吧，跟我回队里一趟！”
他们三个脚下生风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队在走廊里傻坐着。我问薛队我干什么，薛队说：“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我说：“这案子不基本能结了吗？很简单的一起意外啊，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
薛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让你等着就等着，哪儿那么多废话！”然后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玩儿上手机了。那样子整个儿一老小孩儿。
我小时候得过多动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闲，嘴就更不老实了，问薛队：“薛队，原来李出阳是不是在咱们队啊？”
薛队姿势没变，眼珠子朝我滑过来：“是啊。怎么了？你小子还认识他？”
“我同学我当然认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是犯错误了吗？”
“我怎么知道？虽说我是他的一级领导，但我管吃管喝，总不至于还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这话说的，”我硬着头皮跟他逗贫，“我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阳以前那么优秀，在刑侦支队都干不下去了，我这跟他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我担心我以后会扛不住啊。”
薛队把手机放下，眯着眼睛看我：“放心，你没那扛不住的机会。”
这算什么话，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面似的。想跟他顶嘴，他却又低头玩儿上了手机。什么玩意儿，谢队都没他这么不可一世。对面的两个小护士正在前台说笑，我乐颠颠地加入进去。别看我在业内不吃香，女人缘还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两个护士聊得热火朝天，薛队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噜。中午刚过，宋琦、廖洁和苏玉甫就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三个到薛队跟前跳着脚说：“嘿，你还真猜对了！”
“猜对什么了？”我伸着脖子问，手里还攥着一把从小护士那儿讨来的瓜子。
他们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两张纸，好像是指纹卡一类的东西，分别拿给薛队看。薛队端详了一会儿，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去会一会这个真正的刘挚友。”
刘挚友午睡刚醒，见我们又杀回来了，显得很是意外。这回屋里没护士，薛队也随便起来。他把窗帘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刘挚友的地方，说：“这样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们还有事儿？”
“对。有事儿。我想问你，你们医院有没有给患者使用安定的资质？”
刘挚友好像明白了什么，脸在纱布后抖动了一下，有点儿像冷笑：“你说进安定需要批文，确实。但如果我们这家私人医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规化，也就不会着火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笑笑，“你之前说你在药房里间睡觉，衣服都脱了，为什么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着手表睡觉的吗？”
他脸上的纱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时间和方医生换班，经常怕错过时间。”
“要是你，你怎么办？”薛队看着宋琦。
“我会把表放在床头柜上，随时都能看。睡觉还戴着手表，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宋琦耸耸肩膀。
“这是个人习惯不同！”刘挚友放开声音。
“还有，案发现场的药架子上发现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药还是攀岩啊。药到底放在第几层？”
对方有汗水渗出了纱布。
薛队把一沓纸扔在他面前：“好了，陈三贵，别打着刘挚友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前几天你在地铁站里伺机作案，差点儿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装疯卖傻。一个月前友丰商场的盗窃案是你干的吧？”
“什么陈三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行了吧，指纹都对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记录，包括你的掌纹指纹，公安网上登得齐全着呢。看看那几张纸吧。”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印过指纹！印泥呢？印纸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廖洁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记得我让你辨认过这些照片吗？相纸上就有你的指纹啊。看来你以前被取过指纹啊，这些你还挺懂！”
薛队说：“别看你毁了容，别看你装疯卖傻，指纹总是变不了的。十亿人里都不见得有指纹重复的。怎么着，还非得给你验验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后他说：“我是陈三贵。可着火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为止没人暗示他与着火有关，甚至没人提过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他却自己先抗拒起来。好比一个小孩儿偷吃了苹果，妈妈问他苹果怎么不见了，他却说“不是我吃的”，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了。
宋琦问：“那药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儿？别看着火了，但有些痕迹是烧不没的。你入院时穿着和其他伤者不一样的运动鞋，肯定是早就准备好了什么行动。那两个大鞋印子，静电一吸附就跃然纸上了。别再狡辩了。”
陈三贵闭上眼睛。两片眼皮被四周纱布衬得又黑又肿，像两片干瘪的核桃壳。
薛队说：“我来帮你理理，你看对不对，陈三贵。那晚确实是刘挚友和方涛值班。但以你在医院里那几天的观察，但逢方涛值夜，他都溜出去开小差，所以当那晚方涛又溜出去时，你趁着停电，就跑到药房准备顺着那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逃出去。当时刘挚友在里屋睡觉，你先偷穿了刘挚友的运动鞋，又看见刘挚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顺手牵羊戴在了手上，然后爬上药架子准备翻窗。不想药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溅到火苗上，瞬间就着了起来。里间的刘挚友被惊醒，冲出来发现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涛，被你用扫把打晕在了楼道里。对不对？”
“找到方涛了？”他终于反问。
“暂时没有，但这和给你定罪没什么关系。”谢队笑笑。
陈三贵哭出声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顶多是小偷小摸，我没想杀他们。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们有什么仇啊，赖就赖那破医院哪儿哪儿都是铁栅栏、电子门，我出不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绪。
“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知道吗？七条人命，你挫骨扬灰都赔不起！现在我就传唤你！”薛队气得要抬手打他。
后来我问薛队，他是怎么忽然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陈三贵起疑心的。薛队说：“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只是说第二个患者是救助站送来的，并没有提到这个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刘挚友的情节。但那天护士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咱们在对那个病人问话时，那个病人在屋里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陈三贵听到了，所以第二次咱们询问陈三贵时，他自作聪明地改了口风，特地加上了他听到的内容。”
我说：“高，实在是高。”
“这就叫高？这是破案的惯用思路，是你从来不动脑子！”
“我没说您，我说陈三贵。”我冲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后脑壳上。宋琦和苏玉甫他们一阵哄笑。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医院的遗址进行扫尾工作。山谷开阔，艳阳高照，谷底里沉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把里面本应鲜艳的野花野草变得暗淡无光。反倒是那座乌黑的小楼，顶部迎着阳光，成为了山谷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楼前，告慰那些亡魂。但愿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糊里糊涂，笑口常开。
廖洁叹了口气：“唉，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家属来认尸。看来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宋琦说：“那不一定。别看这些人死得惨，活着时候也没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码没了正常人那么多忧愁、压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现在有哪个正常人能有这份福气？”
我说：“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们正聊着，薛队在旁边接了一个电话，眉毛高挑，格外兴奋。
“是方涛找到了？”
“不是。刚才有个报案的，说有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到银行捣乱，被按住了。他说他叫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