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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移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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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移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