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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像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像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
陈真摇摇手带笑说：“去罢，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又说：“你何必这样客气，把你的人让给我呢？”他还是笑着，他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就不关心。
“真，老实说，你那种办法，我实在不赞成。一个人做事并不在目前的两三年，你何必这样性急？你的身体我们很关心。我们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睁睁看见你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吴仁民感动地说，他的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害怕陈真不肯静静地听完他的话，所以故意把话说得很快，但是他说不下去了。陈真惊讶地望着他，他也挣红着脸默默地看陈真。过了半晌他才接着说下去：“我们劝你，你总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主张找一个女人来管束你，像一个保姆照料小孩一样，给你安排一切……”
陈真听到这里就微微一笑，打岔说：“就像瑶珠对你那样，是吗？”
周如水本来有些伤感，听见这句意外的话，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真，你真正岂有此理！”吴仁民又气又笑地对陈真说，“我对你说正经话，你不应该跟我开玩笑！你难道就一点不爱惜你自己？你知道我们对你――”他很激动，不能把话说清楚，就不得不把它咽住了。
陈真默默地站起来。他看了吴仁民几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也在发亮。他知道朋友们爱他。他感到一阵温暖，昂起头在房里走了几步，然后用感激的眼光看吴仁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过得很好吗？”
“很好？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在瘦下去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吴仁民差不多要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不错，真，我去年看见你还比现在强健些。你的病又不是不治之症，就坏在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想到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要哭了，他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陈真一眼。
陈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人？我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们都好。……我知道你们爱护我。然而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勉强地笑了笑，继续说：“不要谈这件事情。你们快要把我说得哭起来了。我刚来的时候本来很高兴。”他说完就闭上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这一来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泪，吴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埋下头看他刚才在桌上翻开的书本。
过了一会，陈真忽然睁开了眼睛惊愕地看他的两个朋友，大声说：“如水，还是你的问题要紧。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过后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刚刚抬起来的长脸，等候这个朋友的回答。
“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拚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面前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子，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像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像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像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像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
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像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像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
陈真摇摇手带笑说：“去罢，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又说：“你何必这样客气，把你的人让给我呢？”他还是笑着，他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就不关心。
“真，老实说，你那种办法，我实在不赞成。一个人做事并不在目前的两三年，你何必这样性急？你的身体我们很关心。我们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睁睁看见你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吴仁民感动地说，他的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害怕陈真不肯静静地听完他的话，所以故意把话说得很快，但是他说不下去了。陈真惊讶地望着他，他也挣红着脸默默地看陈真。过了半晌他才接着说下去：“我们劝你，你总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主张找一个女人来管束你，像一个保姆照料小孩一样，给你安排一切……”
陈真听到这里就微微一笑，打岔说：“就像瑶珠对你那样，是吗？”
周如水本来有些伤感，听见这句意外的话，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真，你真正岂有此理！”吴仁民又气又笑地对陈真说，“我对你说正经话，你不应该跟我开玩笑！你难道就一点不爱惜你自己？你知道我们对你――”他很激动，不能把话说清楚，就不得不把它咽住了。
陈真默默地站起来。他看了吴仁民几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也在发亮。他知道朋友们爱他。他感到一阵温暖，昂起头在房里走了几步，然后用感激的眼光看吴仁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过得很好吗？”
“很好？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在瘦下去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吴仁民差不多要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不错，真，我去年看见你还比现在强健些。你的病又不是不治之症，就坏在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想到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要哭了，他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陈真一眼。
陈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人？我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们都好。……我知道你们爱护我。然而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勉强地笑了笑，继续说：“不要谈这件事情。你们快要把我说得哭起来了。我刚来的时候本来很高兴。”他说完就闭上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这一来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泪，吴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埋下头看他刚才在桌上翻开的书本。
过了一会，陈真忽然睁开了眼睛惊愕地看他的两个朋友，大声说：“如水，还是你的问题要紧。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过后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刚刚抬起来的长脸，等候这个朋友的回答。
“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拚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面前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子，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像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像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像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像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