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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儿低着头想了想,才破颜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想的这个封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计议已定,众人便开始按计划行事。唐棣去请诸人,除开*凤推脱自己学术不精,要安心读书备考之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来,桑充国便告诉了父亲,收拾几间厢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里住了。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便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忙了个马不停蹄。唐棣等人还好,石越可就是受罪了,人家可以分几班,他却不能够,他必须不停的想,不停的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挑战自己的潜能。一个月下来,把自己累得瘦了一大圈。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把这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出来了。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虽然如钱穆的《论语新解》,对于石越来说是极熟的,但是牵涉到训诂的许多地方,他还是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便是许多钱穆对《论语》精神的解释,他也不能记得清楚了。好在石越并不是一个对《论语》全无自己的理解的人,凡是记不太清楚或者自己和钱穆观点有冲突的地方,他便以自己的观点为主加以阐述。而训诂则杂以程氏书做为补益。
因为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而钱氏的书中包括了许多朱氏的观点,所以这部《论语正义》虽然在现代看来远远比不上《论语新解》,可能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部好书,但是在当时,却是完全可以轰动士林了,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写越熟,这唐棣等人也只剩下“佩服”二字了。五个人完全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
其实这部《论语正义》,虽然石越本心以为自己是抄袭别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论,倒也可以说是一部创述之作。不仅仅因为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阐述,而且也是因为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删减增添之处,充斥全文。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后面则是对前面一段论语做出阐发。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标点符号。这部书附有两个前言,一篇说到写这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导致断句不一而引发的歧义,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就引发了士林大讨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标点符号的应用后来很快就随着这《论语正义》而风行于世。
但是这部书在熙宁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却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这编撰的六个人并不知道,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贡生们的应酬聚会当中,这些贡生们便忍不住打听相问,而唯一知道内情的*凤便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于是这个传闻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众士子对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岁出头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贡生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不过石越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唐棣等几人完全沉迷在这件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想想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兴奋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从唐棣、桑充国兴奋的解释中知道了这件事的意义,他们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购下了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这书定稿,就全力开工刊发。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迟迟不愿意定稿。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 -->>
桑梓儿低着头想了想,才破颜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想的这个封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计议已定,众人便开始按计划行事。唐棣去请诸人,除开*凤推脱自己学术不精,要安心读书备考之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来,桑充国便告诉了父亲,收拾几间厢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里住了。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便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忙了个马不停蹄。唐棣等人还好,石越可就是受罪了,人家可以分几班,他却不能够,他必须不停的想,不停的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挑战自己的潜能。一个月下来,把自己累得瘦了一大圈。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把这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出来了。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虽然如钱穆的《论语新解》,对于石越来说是极熟的,但是牵涉到训诂的许多地方,他还是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便是许多钱穆对《论语》精神的解释,他也不能记得清楚了。好在石越并不是一个对《论语》全无自己的理解的人,凡是记不太清楚或者自己和钱穆观点有冲突的地方,他便以自己的观点为主加以阐述。而训诂则杂以程氏书做为补益。
因为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而钱氏的书中包括了许多朱氏的观点,所以这部《论语正义》虽然在现代看来远远比不上《论语新解》,可能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部好书,但是在当时,却是完全可以轰动士林了,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写越熟,这唐棣等人也只剩下“佩服”二字了。五个人完全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
其实这部《论语正义》,虽然石越本心以为自己是抄袭别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论,倒也可以说是一部创述之作。不仅仅因为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阐述,而且也是因为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删减增添之处,充斥全文。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后面则是对前面一段论语做出阐发。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标点符号。这部书附有两个前言,一篇说到写这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导致断句不一而引发的歧义,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就引发了士林大讨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标点符号的应用后来很快就随着这《论语正义》而风行于世。
但是这部书在熙宁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却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这编撰的六个人并不知道,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贡生们的应酬聚会当中,这些贡生们便忍不住打听相问,而唯一知道内情的*凤便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于是这个传闻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众士子对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岁出头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贡生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不过石越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唐棣等几人完全沉迷在这件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想想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兴奋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从唐棣、桑充国兴奋的解释中知道了这件事的意义,他们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购下了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这书定稿,就全力开工刊发。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迟迟不愿意定稿。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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