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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 -->>
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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