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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杨晓辉坐火车从深圳来归德看望张锋，他不知道张锋已经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疗。这是张锋受伤住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来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来不想见杨晓辉，告诉他张锋没有在归德，直接打发走他，可是，她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就赶到火车站，约见他。
她有些事情问问他，为什么他要找她代大张村的老支书张云会打官司。
火车旁边有家西式快餐店，徐虹请杨晓辉吃简餐。杨晓辉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杯，还是一副推销员的干练打扮，由于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满脸疲惫。
两人打开话题，杨晓辉首先表示歉意，他说他早就该过来看望张锋，一直拖到现在，他觉得很对不起张锋。他说及张锋时很谨慎，尽量不触动徐虹的情绪。张锋受伤之前，他并不知道张锋跟徐虹之间有那么微妙的关系，随着一审二审官司在网上暴炒，他了解了许多信息。
二审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对常雨泽的杀人指控，仅是指证他开枪伤人，她原谅常雨泽网上散发日记侵犯她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她对法庭证明张锋在案发前存在过错。因此，网上对她的评论也发生变化，认为徐虹终究还是考虑夫妻感情，对丈夫常雨泽手下留情，而对曾与她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张锋有所放弃。
徐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聆听。杨晓辉还不知道有关夏华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佣张锋实施报复的秘密，否则他根本不敢当着徐虹的面谈论张锋。
杨晓辉从挎包里拿出整整一叠钱，推到徐虹面前，共一万块，他希望徐虹帮他把这些钱转交给张锋。
徐虹没有接，她看出来杨晓辉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并没有多少钱，他跟张锋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并不是张锋的嫡系“诈骗团伙”，他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难得。她随口夸赞一句：“你真是大方啊。”
杨晓辉连忙解释说：“不，这不都是我的钱，我只有两千，那八千其实还是张锋的。去年，他给我转了八千块钱，帮助我解困。现在他受伤住院，我还他八千块，另外我再送他两千块，很抱歉，我没有更多钱，只能拿出这一点点。”
徐虹诧异问：“他怎么会给你钱？”张锋本人是诈骗犯，以骗人钱财为业，怎么会大方到主动送人钱财？
杨晓辉给徐虹讲述一段故事：几年前，他大学毕业，来到珠三角找工作，先后在东莞、深圳等几家工厂打工，深受长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殴惨状，深受触动，于是在厂里发起成立工会组织，走出自我维权第一步。结果，他被工厂以为带头闹事为借口辞退。
他开始自学法律法规，借来几千多元，租下一间民房，挂起“深圳市外来工协会”的牌子，专为工友维权。他几次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注册，均没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请材料。民政局要求“外来工协会”必须挂靠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而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外来打工仔，哪个市级单位会正眼看他呢？
虽然“外来工协会”没有注册成功，他仍然借积极行动，多次发起有关“维护外来工尊严，保护打工者权益”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发起“取消劳动仲裁处理费，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万人签名活动，他的宣传活动深得工友们的赞成，许多工友积极加入他的活动。
最初，他免费为工友服务，帮助工友做了几个劳动争议案子，很快钱花光了，全靠借债和工友的赞助勉强维持。这时候，幸好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和境外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劳工维权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
就在“外来工协会”在深圳工友中间刚刚取得一些影响力时，当地民政局找上门来，批评他的“外来工协会”为非法组织，立即予以取缔。
不得已，他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工友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继续为广大工友提供权益保护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去年秋，他的服务部先后遭到当地基层工商、税务、安监、消防等单位上门查问，甚至多个部门同时上门检查。莫名其妙地，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要求他的服务部搬迁，停水停电，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他为此报案，而警方认为是租赁纠纷，不予制止和立案。
杨晓辉这才发现，不止他的劳动争议服务部遭受厄运，深圳市其他劳工NGO即民间公益组织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圆典工友服务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务部”等都相继被关停，关停情况与他的服务部如出一辙。
“为工友做点实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杨晓辉他们心中无尽惆怅。他们这些劳工NGO实质都是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并非以此发家致富，而是给广大工友们提供社会援助。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毫无例外，这些劳工NGO无一家能获得地方民政部门的批准注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要么顶着非法的帽子，要么改换身份，变成个体户性质，即便这样，还是遭受取缔的命运。
因为这些事情，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门发出呼吁，希望上级领导对这些草根NGO保持宽容之心，毕竟这些民间劳工组织在化解劳资矛盾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呼声最后都不了了之。
服务部丧失了立身之地，各项活动无法开展，杨晓辉心灰意冷，想放弃这种公益性的活动，打算到某个私营工厂打工挣钱，他已经成家了，还要养家糊口，昏昏噩噩过一辈子算了。
这时候，有几个热心朋友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人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国家宪法精神。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终有一天，国家会放开这类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坚持，才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只有坚持，才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张锋就是那几个鼓励他的热心朋友之一。杨晓辉以前并不认识张锋，张锋主动在扣扣上跟他联系，他说他以前在深圳打过工，得到过他的帮助。
杨晓辉的劳工服务部曾经让成千上万的工友受益，张锋可能就是其中某个工友吧。
张锋通过他网上公布的帐户直接转给他八千块钱，他说他现在是某小营企业的销售副总，手里有些余钱，先转给他八千块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杨晓辉非常感动，下定决心重开他的劳工服务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心愿。
他的讲述简洁精练，虽然他的生活经历很曲折，但他没有任何煽情的语调，无论是说窘迫的生活，还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他的眼神都散发着自信和微笑。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国家允许用这个词语表达的话。
徐虹听了杨晓辉的讲述，深受触动，她身为律师，亲手处理过几起职工维权的案子，非常明白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现在还记忆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会主席与原告职工同时站在了法庭上，她作为职工的律师出席。法庭上，她问工会主席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你是代表职工的利益还是代表资方的利益？”她的问题让工会主席哑口无言。法庭当场宣布工会主席身份有异，不能代表被告方出庭。
工会主席天然就该是职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工会主席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公司董事长任命的公司高... -->>
徐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杨晓辉坐火车从深圳来归德看望张锋，他不知道张锋已经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疗。这是张锋受伤住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来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来不想见杨晓辉，告诉他张锋没有在归德，直接打发走他，可是，她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就赶到火车站，约见他。
她有些事情问问他，为什么他要找她代大张村的老支书张云会打官司。
火车旁边有家西式快餐店，徐虹请杨晓辉吃简餐。杨晓辉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杯，还是一副推销员的干练打扮，由于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满脸疲惫。
两人打开话题，杨晓辉首先表示歉意，他说他早就该过来看望张锋，一直拖到现在，他觉得很对不起张锋。他说及张锋时很谨慎，尽量不触动徐虹的情绪。张锋受伤之前，他并不知道张锋跟徐虹之间有那么微妙的关系，随着一审二审官司在网上暴炒，他了解了许多信息。
二审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对常雨泽的杀人指控，仅是指证他开枪伤人，她原谅常雨泽网上散发日记侵犯她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她对法庭证明张锋在案发前存在过错。因此，网上对她的评论也发生变化，认为徐虹终究还是考虑夫妻感情，对丈夫常雨泽手下留情，而对曾与她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张锋有所放弃。
徐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聆听。杨晓辉还不知道有关夏华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佣张锋实施报复的秘密，否则他根本不敢当着徐虹的面谈论张锋。
杨晓辉从挎包里拿出整整一叠钱，推到徐虹面前，共一万块，他希望徐虹帮他把这些钱转交给张锋。
徐虹没有接，她看出来杨晓辉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并没有多少钱，他跟张锋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并不是张锋的嫡系“诈骗团伙”，他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难得。她随口夸赞一句：“你真是大方啊。”
杨晓辉连忙解释说：“不，这不都是我的钱，我只有两千，那八千其实还是张锋的。去年，他给我转了八千块钱，帮助我解困。现在他受伤住院，我还他八千块，另外我再送他两千块，很抱歉，我没有更多钱，只能拿出这一点点。”
徐虹诧异问：“他怎么会给你钱？”张锋本人是诈骗犯，以骗人钱财为业，怎么会大方到主动送人钱财？
杨晓辉给徐虹讲述一段故事：几年前，他大学毕业，来到珠三角找工作，先后在东莞、深圳等几家工厂打工，深受长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殴惨状，深受触动，于是在厂里发起成立工会组织，走出自我维权第一步。结果，他被工厂以为带头闹事为借口辞退。
他开始自学法律法规，借来几千多元，租下一间民房，挂起“深圳市外来工协会”的牌子，专为工友维权。他几次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注册，均没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请材料。民政局要求“外来工协会”必须挂靠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而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外来打工仔，哪个市级单位会正眼看他呢？
虽然“外来工协会”没有注册成功，他仍然借积极行动，多次发起有关“维护外来工尊严，保护打工者权益”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发起“取消劳动仲裁处理费，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万人签名活动，他的宣传活动深得工友们的赞成，许多工友积极加入他的活动。
最初，他免费为工友服务，帮助工友做了几个劳动争议案子，很快钱花光了，全靠借债和工友的赞助勉强维持。这时候，幸好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和境外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劳工维权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
就在“外来工协会”在深圳工友中间刚刚取得一些影响力时，当地民政局找上门来，批评他的“外来工协会”为非法组织，立即予以取缔。
不得已，他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工友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继续为广大工友提供权益保护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去年秋，他的服务部先后遭到当地基层工商、税务、安监、消防等单位上门查问，甚至多个部门同时上门检查。莫名其妙地，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要求他的服务部搬迁，停水停电，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他为此报案，而警方认为是租赁纠纷，不予制止和立案。
杨晓辉这才发现，不止他的劳动争议服务部遭受厄运，深圳市其他劳工NGO即民间公益组织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圆典工友服务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务部”等都相继被关停，关停情况与他的服务部如出一辙。
“为工友做点实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杨晓辉他们心中无尽惆怅。他们这些劳工NGO实质都是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并非以此发家致富，而是给广大工友们提供社会援助。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毫无例外，这些劳工NGO无一家能获得地方民政部门的批准注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要么顶着非法的帽子，要么改换身份，变成个体户性质，即便这样，还是遭受取缔的命运。
因为这些事情，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门发出呼吁，希望上级领导对这些草根NGO保持宽容之心，毕竟这些民间劳工组织在化解劳资矛盾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呼声最后都不了了之。
服务部丧失了立身之地，各项活动无法开展，杨晓辉心灰意冷，想放弃这种公益性的活动，打算到某个私营工厂打工挣钱，他已经成家了，还要养家糊口，昏昏噩噩过一辈子算了。
这时候，有几个热心朋友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人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国家宪法精神。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终有一天，国家会放开这类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坚持，才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只有坚持，才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张锋就是那几个鼓励他的热心朋友之一。杨晓辉以前并不认识张锋，张锋主动在扣扣上跟他联系，他说他以前在深圳打过工，得到过他的帮助。
杨晓辉的劳工服务部曾经让成千上万的工友受益，张锋可能就是其中某个工友吧。
张锋通过他网上公布的帐户直接转给他八千块钱，他说他现在是某小营企业的销售副总，手里有些余钱，先转给他八千块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杨晓辉非常感动，下定决心重开他的劳工服务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心愿。
他的讲述简洁精练，虽然他的生活经历很曲折，但他没有任何煽情的语调，无论是说窘迫的生活，还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他的眼神都散发着自信和微笑。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国家允许用这个词语表达的话。
徐虹听了杨晓辉的讲述，深受触动，她身为律师，亲手处理过几起职工维权的案子，非常明白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现在还记忆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会主席与原告职工同时站在了法庭上，她作为职工的律师出席。法庭上，她问工会主席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你是代表职工的利益还是代表资方的利益？”她的问题让工会主席哑口无言。法庭当场宣布工会主席身份有异，不能代表被告方出庭。
工会主席天然就该是职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工会主席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公司董事长任命的公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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